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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不公是引发通胀恐慌的根源  

2011-03-16 01:19:04|  分类: 民生为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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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不公是引发通胀恐慌的根源

 

2011-3-16 FT中文网

 

    控制通胀是短期最重要的政策目标,结构调整是长期目标,倾向民生是基本倾向,这是今年两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

 

    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闭幕会,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管理通胀预期成为总理着重回答的部分,在三个问题中提到控制通胀,可见,今年经济工作重点是抑制通胀恶化的预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加快经济结构转型。

 

    中国民生支出节节上升,但民生依然欠帐依然庞大,贫富悬殊依然在扩大,这是中国通胀容易诱发危机的经济根源。

 

    很多人希望中国提前实现北欧式的高福利,这是不现实的,如果中国实现北欧式的高福利,所希望的GDP是现在的两倍以上。

 

    中国的问题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在不正常的背景下被急剧放大,内部结构失衡严重,激化了矛盾。

 

    如中国的高投资率屡屡受人诟病,但事实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初期都伴随着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很难想像,没有高投资率,没有民众的支持,中国可以在十年的时间内建立起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而没有上述硬件设施,中国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与物流系统。

 

    与工业腾飞时期的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投资率多数时间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之前,日本投资率年均达到33.9%,其中从1967年到1974年连续8年的投资率都保持在35%以上,此后逐步下降。韩国有9年时间投资率超过35%,泰国最高达到42.8%,马来西亚达到43.6%。

 

    中国问题主要不是高投资率,而是患上高投资率依赖症,由于高投资率可以拉动GDP、拉动就业、可以形成小金库,导致相关部门在经济结构转型、在提高投资效率上不思进取,结果是投资率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高投资伴随着高债务、高通胀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1992年以来又进一步上升至35%以上。截至2008年,29年里投资率的平均值为37.4%。自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4年超过了40%,投资增速也达到了20%以上,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速。自198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平均为22.7%,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方面推进高铁建设,另一方面狠抓腐败,因为投资领域的腐败业已成为中国投资领域低效的象征符号。

 

    市场派人士希望政府尽快以市场的做法提高投资效率,但有关方面显然对中国中小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表示担忧,显然对清末铁路私有化之后极端低下的效率、泛滥成灾的资金挪用难以释怀,因此,政府选择的道路颇具中国特色,有大企业主导投资,而政府审计部门紧盯着大企业。与此同时,以资本市场的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扶持创新型民企发展。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短期内可以收获中国速度,但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与低效。

 

    在民生欠帐上同样如此。

 

    在中国资本化如火如荼的时期,加之中国以外汇储备发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导致中国狭义与广义货币发行量世界第一,一旦企业出现问题通胀就会浮出水面,而通胀引发关注必然伴随着民生欠帐与财富分配不公的抱怨。

 

    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亲民政府弥补了不少民生欠帐,中国的农业税被永久取消,农村的大病保险等逐渐建立,未来民生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议题,因为政府需要通过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问题随之而来。

 

    以往欠帐过多,导致在弥补的过程中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收税用于民生,引发了实体企业的更多抱怨。中国需要的是税费体制的大改革,降低实体企业的税收,征收资本利得税,但在房地产与证券市场的资本利得者们,通过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他们甚至能够左右部分民意。这在房产税方面看得非常清楚。

 

    另一方面,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不公平撕裂了各个阶层。公务员的养老金数倍于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不愿意用企业看齐,要求享受与公务员同等待遇,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改革因此停滞不前。虽然政府致力于建立养老体系,但对于待遇不公的软弱无力,激发了大多数企业职工的愤怒,通胀压力上升因此成为导火索。

 

    中国经济之所以一直在紧缩与通胀之间徘徊,根源是经济结构不合理。

 

    目前,中国经济传递出的信号是互相矛盾的。就在两会召开的过程中发布的基本数据显示,中国贸易顺差在下降,大宗商品价格有下降趋势,房地产成交量下降过半,而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前面的信号显示中国的实体经济与房地产萎缩,可能导致未来的紧缩,而最后的信号显示在成本推动下,中国经济长期将面临通胀压力。

 

    199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以房地产拉动内需收到奇效,作用明显,但后遗症同样明显:意义重大、迫在眉睫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责权利分割改革被延后,并且一延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直到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成为既成事实,直到房地产泡沫俨然尾大不掉,房地产调控才提上议事日程。此后房地产历经五六次调控,均在利益格局与外部冲击下无疾而终。导致房地产泡沫与通胀压力日益严重。此轮改革如果重蹈覆辙,将使中国失去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机会。

 

    政府致力于十二五期间建立民生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体制的不公平,同时必须将包括国企效率在内的准确数据公诸于众,以便形成合力,推进十二五期间的关键改革。

 

注:此文发表,有人反对,说通胀并非不公造成。

    通胀是货币、企业效率无法跟上成本造成,但通胀激起的愤怒与恐慌由贫富不公造成。

贫富差距小、税收公平、货币纪律严格的经济体,如德国,二战后通胀几乎没有发生,更不要提通胀恐慌。

    同样是发达的经济体,美国、中国香港地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财富奖励了华尔街和囤地者,这么下去,不通胀才怪。美国有美元发钞权,通胀转嫁全球,隐蔽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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