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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的博客

 
 
 

日志

 
 

未来改革更加复杂  

2012-12-19 00:59:44|  分类: 宏观趋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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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改革更加复杂

 

2012/12/18 FT中文网

 

站在十字路口的人总是惴惴不安,中国经济站在十字路口,迷茫难免。改革开放再次成为时代最强音,但如何改革、如何开放,正在考验着中华民族的勇气与智慧。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对于任何政治家而言,这都是棘手的局面。某些改革举措有可能受到很多阶层的反对,有可能因为改革影响到部分拥有博弈权的人的利益而短期停滞,甚至因为新秩序适应期导致市场在短期内下行。此时,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心理准备得越充分,对改革的复杂性考虑得越多,越不会被短期的市场涨跌左右,越能够从容应对。同时,摆脱极左与极右等极端思维的桎梏,稳健但坚定的推进改革,宁可放慢速度为未来奠定根基,尤其重要。

 

以中国股票市场为例,定期机制的长期扭曲,使得市场形成了一批依靠内幕、依靠一二级市场价差食利的阶层,这些人手握巨资,在目前的体制下如雨得水。从表面上看,这批资金甚至是中国股票市场活跃度的重要支柱,以至于成为市场风向标,几千万的散户眼睛盯着几家营业部、几个敢死队员。但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市场必定成为无序、无公平、价格扭曲的市场。当证监会开始紧盯内幕交易、加大惩罚力度时,新政策不仅遭遇到视上市为政绩的某些地方官员的强大狙击,也受到强大的股市既得利益群体掣肘,甚至某些买入垃圾股希望重组成功一飞冲天的散户的抱怨。并不奇怪,当连篇累牍的内幕交易报道出炉时,有一些公司“我自岿然不倒”,成为市场公平度的逆向标竿。

 

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但增速下降,与以往相比,人们更加富裕,但阶层分歧与不安全感却在加深。有一种观点蔚为时尚,即最大的风险并非处于国家贫困交加之时,而处于繁荣之后的利益调整、公民社会的建立之时,正因为如此,分析法国大革命爆发原因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才成为当今中国的畅销书,有一些文字甚至可以直接用于当下的中国:

 

立宪君主制的37年是我们和平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唯有这个时期在这方面能与路易十六朝代媲美……就像当下的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很难相信如下事实,赋税不平等,习惯法五花八门,国内关税,封建权利,行会管事会,官职等等,有了这些东西,国家居然能繁荣富裕。此书写到繁荣的两大动力:一个依旧非常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

 

以下一段话甚至成为当今中国的写照:国王继续以主子身份讲话,但他自己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向它咨询,对它敬畏恭维;根据法律条文国王是专制的,但在法律实施中受到限制。在当下的中国,我们既看到网络民意的力量,也注意到上层人士与下层人士一样没有安全感,他们受到政府规则、党的纪律、法律的约束,却时时游离于规则约束之外,甚至建立独立的警察小王国,在这方面,过去的重庆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分析样本。

 

改革需要勇气,没有勇气绝无撕开利益网络、重建利益分配秩序的可能性。勇气是基础,智慧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与三十年前在经济接近崩溃、建立在一穷二白基础上的改革不同,此次改革是在三十年繁荣之后去除隐患的改革,是重建市场新秩序的改革,改革的阻力比三十年前大得多,理想主义大刀阔斧的改革,下场大多不妙。

 

再以中国的土地改革为例,在12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镇化有完全不同的路径,既有剥夺农民原始积累的劣质城镇化,也有健康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提高城镇化质量,扩大内需,也就意味着需要给进城农民原始积累,以及后续发展的空间。

 

目标明确,在实行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如果农民的征地补偿提高十倍,一向视土地财政为地方基建投资资金基础来源的地方政府该如何生存?在征地过程中形成的政府、地方强势人物、农民的金字塔型利益链条该如何破解?农民进城后如何寻找谋生之职,目前与市场脱节的苍白的高等教育如何转换成企业与农民、就职人员都需要的职业教育体制?

 

所有的改革都是在复杂的博弈中求得均衡,在均衡中获取相对较高的效率。对于民粹主义者而言,征地分配过程中最好的利益解决方案当然是把征地款扣除基本成本之外全都发放给被征地的农民。但是这样一来,损毁的不仅有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大大小小的政府白宫,所有偏远县、县与村之间的公路建设都将停顿;对于空谈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些问题很好解决,只要把公路、桥梁全都交给市场化的基建公司即可,但他们忘记了没有市场企业愿意染指公益项目,中国市场化圣地温州等地的规划与基建落后于其他城市,原因就在于此;而对于政府主导的支持者而言,由全能、大德的政府统一资源、统一分配,打掉黑社会平均财富,无疑是让人省心的极佳方案。

 

显然,极左或者极右的路径,都将让中国走向深渊。多年的洗脑教育与不均衡的资训容易培养出极端主义者,在这方面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对抗各派利益群体,更需要对抗极端主义思潮,这也是最难的环节。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除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能动摇之外,保障市场、法治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效发展同样非常重要。

 

具体手段包括,已有的板结的既得利益群体不能继续扩大,否则,将给任何中国试图追求公平的政府制造更多的敌人;在改革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以低成本达成目标,比如给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向税收过度时间,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取得均衡,建设公共财政、减少转移支付的数量,这才是提高财政效率的根本,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取消土地财政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是降低土地财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公民的合法财富必须得到宪法强有力的保护,否则,被剥夺的不安全感将阻挠创富基础。

 

        中国要避免革命,要继续改良,我们不应该制造更多的既得利益者,不应该以封闭制造更多的极端主义者,更不能够以大规模的疯狂运动剥夺合法财富。理性改革,平稳过度,尊重市场规则,房产税从试点过度到全国,户籍改革在经济富裕的长三角、珠三角开始启动,逐步减少垄断央企的红利还利于地方与市场,“中庸”的改革并非弱势改革,稳健而坚定的改革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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