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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极端 明智改革  

2013-03-06 00:12:45|  分类: 宏观趋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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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极端 明智改革

 

2013/3/5 FT中文网

 

两会召开,适逢换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改革指向。

 

以往多次改革屡屡在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摇摆,却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实,任何高效的市场必然伴随着大致公平的利益分配,而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体制必然有助于大一统市场的形成,否则,市场化进程会被扭曲为权贵的利益狂欢,必然会被汹涌的民意绊倒。

 

中国百年现代化史,先贤们泣血前行,一以贯之的是忽视市场基础制度的建设。从清末以来的改革,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失败,而后改弦更张,从国民性、从人性深处铲除自私的劣根性着手,希望以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加上中国式的大革命,建立中国式的无私欲、共享利益的光明社会——没有一个乌托邦社会在历史上获得成功,中国的乌托邦社会实验以经济与理论的破产告终。

 

改革需要寸进之功,建立在经济效率的提升,与利益博弈观念进步的基础上,不顾现实的极端思维在理论上是幼稚的,在现实中有害无益。

 

尊重历史,面对真实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意识到中国改革的现实土壤,是明智之举。反思改革路径时,不能脱离真实的历史环境,立足当下轻易批判历史,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提升了经济效率,拯救了悬崖上的中国。1978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是突破计划经济窠臼的突破口,正因为有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才能在局部地区生根发芽,最终根植在濒于破产的乌托邦农业经济的土壤中,可以说,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制造业产业链的形成,市场试点、政府许可、出口导向型经济功不可没。

 

如今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率,有必要总结市场化过程中基础制度的得失成败,弥补市场化过程中滞后的基础制度建设,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而不是以市场失灵为名,以暗度陈仓的方式重返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沿海地区已形成初见雏形的城市群、在东中西部各地形成了适应中低端制造业的产业链,在城市群中公民社会日益发达。改革顺势而为、借力打力,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城市化而言,在规划新的城市群的过程中,既通过便捷快速的轨道交通联结各主要城市群,为人财物的充分流动打下物质基础,同时充分尊重市场已经形成的城市群的内在增长潜力,通过户籍制度、养老体制等改革,将人员吸引大已有足够基础设施的东部三四线城市,推进已有的城市群的经济与制度基础。中西部城市群的崛起,需要借鉴东部城市群已有的市场化的经验,以及体制改革滞后的教训,抑制东部城市群人力控制各地经济发展速度,或者让东部城市重回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绝非提升中国城市经济效率的有效路径。

 

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同样需要在反极端中,寻找到各阶层的利益边界。

 

任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每个阶层的深层利益博弈,大部制改革牵涉到改革制订者本身的利益,事业单位改制牵涉到几千万事业单位员工的利益,土地产权改革牵涉到所有农户、甚至所有土地交易者的利益,房产税改革牵涉到每个购房者的利益,如果因为反对意见而抛弃改革,那就相当于堵死了每条改革之路——毫无疑问,任何改革都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声浪。

 

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改革,正是校正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蛋糕之时。

 

在实业与投资并重的时代,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是必然之举,为实体经济减税,增加环境税与资本利得税,均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税收改革大方向常常在激烈的争论中偏离原有目标,如资本利得税应该如何征收,当股票投资者失利时,是否应该从政府获得相应的补偿,等等,使得资本利得税的必要性被消解。而面对土地问题时,多数人强调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地方政府成为最大的“土地收入”,往往忽视了大城市、城市群周边农村居民获得的巨大的级差地租,媒体披露的深圳亿元村官、村民案例,就是不同地区级差地租的反应。调节分配差距,不仅要调节政府与居民的差距,政府与企业的差距,企业与居民的差距,居民之间的差距同样不容忽视。

 

在所有的利益争论背后,潜藏着关于税收的巨大命题,脱离农业社会不久的民众不习惯税收,而公共财政的滞后与税收漏洞的巨大,使得任何税收改革看上去都像是可疑的与民争利。公共财政建设,与基本的保障体制因此成为建立法治税收制度的前提,没有公共财政,税收遭遇潜在抵制,建立法治税收国家也就成为无本之木。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更需要对一个个具体案例的详尽剖析,对历史事件的一件件真实还原,非此,中国改革的共识土壤、博弈的规则底线就无法达成,即使达成也无法遵守。对于案例的剖析,对于专业的诉求,都需要摒除极端,赋予极大的耐心。

 

改变市场观念、校正利益格局,体现在市场的各个角落,其中股票市场值得大加关注。

 

一个相对而言最允许媒体批判的市场、一个相对而言监管者最为专业的市场;一个普通投资者介入最深的市场,其发展状况、制度建设,体现了中国式市场经济所能允许的公平底线。

 

股票市场长期被称为圈钱市,一二级市场的差价,显示了权贵资本在市场中独一无二的强大力量;突破规则对大型企业特批上市,显示了市场中大型国有企业稳定的重要性压过了对市场效率、市场公平的考量;股票市场从股改开始的改革,显示了市场效率无限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执政者暂时网开一面,以类别制投票权、以小幅补偿的方式,还普通投资者以公平,这样的补偿并未成为公平的制度在股票市场生根;目前监管部门力图维护信息真实的努力,显示只有市场二度凝冻,新一轮触及根本的改革才会卷土重来。

 

一个最公开的市场,投资者没有受到公平待遇,可想而知,在其他不公开的市场,情况会是如何。

 

就此意义而言,关心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投票权,就是关心大众的投票空间;关心股票市场各阶层的利益分配现状,就是反观中国经济的利益博弈格局;关注股票市场时而凝冻的交易,就是关心其他市场的交易效率;关注股票市场目前如火如荼进行的改革,就是了解中国专业市场中的改革方向;关注各方人士对股票市场的分析与评价,足以了解中国股票市场有多深厚的专业生存土壤,因为,最终改革能进展到哪一步,说到底是决策者与市场参与大众互相激荡的结果。

 

绝大部分人的认知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进展,对此我们只能接受事实,并面对事实制订改革举措。

 

再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当大多数人认为房地产由供求关系决定时,改革会向扩大房地产供应方向前行,但事实上,房地产投资更多地取决于货币与投资收益风险,供应量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变量,收紧货币、增加风险、减少收益率才是关键。但是,小部分人的呐喊改变不了大局,这就改革的现实土壤。

 

要了解公民素质的重要,了解公开博弈平台的重要,更需了解中国公民的受教育程度与专业程度,以及建立公开博弈平台的步骤。

 

一个明智的改革,是在坚持效率与公平理念上,对现实与人性的洞识,对市场原创力的尊重,而不是抛弃既有的成果,脱离中国市场初级社会的现实,那只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乌托邦。

 

比新乌托邦更糟糕的是,把催眠后的假历史当成正史,让洗脑后的愚昧在部分人的头脑中扎根,煽动起不可知的狂热情绪为己所用。

 

        所有的改革设想得到切实推进,底线是,既得利益阶层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制约的,主导者在推进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既坚定,又有理性,更有一定的弹性,才能避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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